栖居迷城的精神还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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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读兴义的文字，最深刻的感触是，他的灵魂始终是栖居于故乡的，那个陇东叫湫包头村的地方。虽然身居城市，但他的心，总是游离的于城乡之间，徘徊于一座虚幻的现代迷城，总有一根灵魂的脐带，系在乡村的那头，才让自己获得踏实，逃离与回归时时纠结着自己。他借助于文字，让精神还乡；或者说，他的幸福与欣慰，只有在精神还乡中才真正得以实现。文字只是一种符号，以记忆的方式，让这种精神还乡具象化，可感知，可传递，显现在我们面前。
　　我知道，要在初浅的阅读中，对一个人的作品梳理出比较明晰的头绪，事实上是很难的。更何况，好的作品，本身就应具有宽广的审美空间，容许不同的解读并存。我承认，我这样的阅读，不仅是借助了传统的形式逻辑原理，从量上入手，因为兴义对故乡的书写，占了这部《咀嚼岁月》的大半。我还采用了心理逻辑方式，即从非理性主义的精神入手。我发现，即便写城市百态，如《城市中的村庄》、《被驱逐的麦田》、《女儿今天去西安》、《百态世相》等等，兴义也是以乡村的眼光去观照的。从“二月二油搅团，三月三细擀面”，到从左邻右舍的叔叔、老梁、刘四奶、剡积德、黄干桃，再到原、峁、梁、窑洞，黄土，大风，故乡的种种存在，早已幻化成一种精神符号，隐匿于灵魂的深处，常常被记忆唤醒，涌入作家笔底，或以梦的方式呈现于眼前。“已经记不清楚，从哪年哪月哪周开始，每遇周六，我总要回老家，回农村老家的弟弟家去看望我的老母亲。”（《周六晚上总有梦》）其实，从兴义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，他念悠着的不仅仅是母亲，还有一切属于故乡的人事风物。正是从这种似梦非梦，常常出现的家园镜像中，我们窥视到了一位精神还乡者的心路历程。
　　先走进。让我们随兴义，走进他记忆还原的乡村。可以说，《咀嚼岁月》中的多数书稿是写乡村的，那个生他养他，留着他的脐带和灵魂，永远逃不出、割舍不了的地方。然而，人已在城市，栖居于某一幢高楼，某一方草坪，某一间优雅的写字楼，重复着朝九晚五。这就决定了兴义笔底的生活，是靠记忆还原的。平实而质朴的叙述，犹如陇东的窑洞和黄土。同样简单而质朴的生活，在高原重复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枯燥、粗糙、清贫，琐碎、劳累，却踏实而幸福。放羊、捣鸟巢、采蜂蜜、打柴、运土、垫圈、养蚕、喂驴。“每当父亲开始收割蜂蜜，我们便都抢着上手帮忙，点火绳的点火绳，打灯笼的打灯笼，端盆子的端盆子，搞运输的搞运输，手忙脚乱，屁颠屁颠，不亦乐乎。”（《记忆在枝头绽放》）同样，“每当听到父亲的羊鞭响，我们兄妹几个便会抢着跑出门去，站在门前的沟边等着从父亲的背上接过柴捆，抬回家，放在院子里，小心翼翼地解开，一层一层地翻寻，直到找到那个让我们欣喜若狂的宝物，然后捧回屋里，让母亲蒸了煮了炒了，吃。”（同上）琐碎而零乱的记忆，似枝头绽开的繁花，还原的不仅是真实的日子，还是陇东人的忠厚、淳朴、善良。印象最深的是那年下雪的故事。大雪之夜，寒炕冰凉，院子里的柴草也被雪湿了。母亲怕儿女们挨冻，便去羊圈里弄了些羊粪豆儿煨炕，却遭到父亲的破口大骂，说母亲有资产阶级思想，损公肥私。
　　再走出。随乡人进城，以不同的方式，去看看那从乡村走出来的冲突。“公路铁路们从一座城市铺展出来，延伸到另一座城市。柏油和铁轨压过村庄，压过田野，压过庄稼，飞驰的客车货车震得地皮子微微颤抖。”（《从乡村出来》）“扬一扬手，花几块钱就到城里了。人到了城里，神还在乡下，凭着衣衫上的黄土，鞋袜上的泥巴，城里人一眼就看得出。”（同上）乡下人来城里，不是为了逛。他们到城里来，是为了生计。因为没钱花，而机耕要钱，用电要钱，种子要钱，化肥要钱，农药要钱，地膜要钱。他们带上鲜活的土特产进城换钱，没有什么等价不等价，城市与乡村，本来就不在一个天秤上。因此，从乡村出来，并不是向往奢侈，从来就是无奈。无论从原上来的，还是岭上来的，都是乡下来的。他们带来的，只是城里人喜欢的新鲜蔬菜，而不是人的尊严和生命的价值。
　　然后追问。随着追问的步步深入，我们发现，与过去单纯的有和无，贫和富相比，此时的城乡冲突，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，带上了明显的现代病、文明病、城市病的色彩。“还是春天，他们并没有很多的蔬菜，有的只有新长出的羊角葱，刚出圃的韭菜，麦地里剜回的荠儿菜，刚露头儿的苜蓿芽，刚长秧儿的小蒜，早晨才从香椿树上折下来的蜷蜷皱皱的香椿叶，再有，就是刚从鸡屁股下面拿出来的还带血丝的鸡蛋。”（同上）问题是，乡亲们将这些鲜货带进城的理由，并不是因为城里缺少这些。事实上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，价值规律的驱动，城里并不缺这些。三九天都有西红柿，嫩黄瓜，鲜蘑菇，大茄子，大辣椒。可是城里人不爱吃这些。这些叫“大棚产品”的东西没晒过太阳，“黄瓜没有黄瓜味儿，蘑菇没有蘑菇味儿，茄子没有茄子味儿，一句话，所有蔬菜都没有阳光味儿。西红柿不甜，辣椒不辣，而且，那红色，那紫色，红的令人生疑，紫的令人生疑。”（同上）
　　作者注意到，尽管乡亲们为城市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无公害农产品，为城里人消解着城市病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地位有所改变。他们还是不敢“把带来的特产摆到菜市场卖，也不敢摆到大街上去。他们只能挑着担儿，背着筐儿，提着篮儿，在那些小巷道里转悠，在那些门卫不很厉害的家属区里用羞涩的喊声叫卖。”（同上）“卖完了特产的乡下人找一个角落，看看四下无人，便把那钱一卷一卷儿掏出来，数上一遍又一遍，心里甜滋滋的。然后找一个低级饭馆，要一碗炒面或者烩面，有滋有味地吃着。旁边的城里人看看他们的吃相，互相挤挤眼，悄声说，你看，乡村出来的。”（同上）在这里，城市与乡村，城里人与乡下人，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反差与纠葛，已超越了物质层面，具有了精神的意义。在这里，我们看见一个残酷的现实，那就是因城乡差别而带来的人的地位和尊严差别。作为生于乡村，长于乡村，对乡村怀有深厚感情的精神还乡者，兴义的审美取向是清晰明了的。他没有回避惨淡的现实，而是富有积极的介入批判意识。
　　还要去吃。随兴义去领略“吃”出来的乡村生存意义。吃，是生命的基本体征。无论是居庙堂之高的肉食者啧称的民以食为天，还是普罗大众离不开的吃喝拉撒，吃都是生命的起始。兴义的《吃春》，写的正是吃；而在吃之后贯以春，则显然超越了一般吃的自然的生物学意义，而拥有了陕北独有的生命在场的精神意义。陇东乡村的生活，是属于自然的，或曰野性的，荠儿菜、苜蓿、小蒜、香椿、榆钱儿、洋槐花，既是陇东乡野的春之精灵，也是陇东乡亲的生命伴侣。《吃春》正是把这种独具陇东征候的生命景象，通过一个吃，鲜活地展示在我们面前。他写小蒜。“照着那丛秧苗一镢头挖下去，便提起一嘟噜白生生的小拇指蛋儿大小的蒜样根块，抖掉上面的土，露出白刷刷一段儿胡须，那便是小蒜的根。拿回家去，摘了胡须，洗净了，切碎了，加些盐醋生调了，蘸（或夹）蒸馍吃，那味儿绝顶的新鲜，绝对胜过大蒜大葱。”
　　还是吃，他写荠儿菜。“雪已融化的地块，麦苗还没返青，麦叶还枯黄着，麦垄中便有顶着黄梢干叶的荠儿菜紧贴地皮醒活过来，露出一簇儿新绿。女人们在家里和好了面团，用擀杖擀薄了，切成细长的面条或者四边形的'斜子'，晾在案板上，这才出去找菜。很方便，提只篮儿，拿把刀儿，出了门，便是麦地，走进田垄，三下五除二，便是半篮子荠儿菜。”同样，他写苜蓿。仿佛是一种生命的接力，亦步亦趋，苜蓿紧跟在荠儿菜之后。不管是地邻乡亲，还是母亲，剜苜蓿芽儿都是一道风景。“一只，两只，三五百只……半天功夫，剜下的苜蓿芽儿足够一顿吃了。便回家。其实，那也只能打个牙祭儿，给纯白的面条增加一些绿色，给单调的面食添加一些菜味。那菜味却不一般，它是一种混合着的春的味道，有春风的味道，春雨的味道，春阳的味道，春苗的味道。”（《吃春》）兴义说，陇东的乡野有句大实话，叫黄土养人。“春天，就在这个青黄不接的季节里，黄土把最最新鲜、最最纯朴、最最鲜嫩，也最最营养的菜肴，给了这些成年累月侍弄黄土的人们，让他们吃到了春天的风的味道，雨的味道，阳光的味道，泥土的味道，还有绿的味道，嫩的味道，鲜的味道，生命的味道。”（同上）其实，何止土生土长的城里人，从乡下进城的兴义，又何曾忘记过这些乡村味道。
　　精神还乡的根在人。精神回不去，割舍不了的是母亲家园。如果你要真正了解陇东，了解小蒜、荠儿菜和苜蓿，了解它们与整个陇东的血脉、命运、情感，最好走近陇东人。在兴义这里，母亲成了陇东人的具象。在《母亲的时光》、《吃春》等篇什里，他多次写到，母亲跪着剜苜蓿芽儿的情景，那么真切，那么亲切，又蕴涵着隐隐的痛。我相信，这幅苍老的母亲与割舍不掉的苜蓿芽儿图，已深刻烙在兴义乡村灵魂家园里，成为他精神还乡的重要目的地。“那天有风，母亲的白发被风吹在空中飘着，她的脸上扑满了尘土。她跪得很规整，左边放着藤条编的篮子，右边放着拐杖，右手握一只小刀，前倾着身子，很费劲地在地上寻找着刚刚露头的幼芽。”（《吃春》）读到这里，很容易想到罗中立的油画《父亲》，那种沧桑，坚韧，慈爱，勤劳，伟大，一切表示程度的形容词都因之失色。没想到，时隔一年，跪在门前邻居家的苜蓿地里剜苜蓿芽儿的母亲，已成了黄土堆里的亡灵。春天了，苜蓿芽儿依时长出，我与母亲却已是阴阳两界。“母亲是清明节前七天去世的。那天早晨，九点多，我们要吃早饭了，问母亲，母亲说她不想吃。弟弟端来小半碗苜蓿芽儿做的面条，躺着的母亲偏过头看了一眼，眼神中似乎有要吃的意思。我从弟弟手中接过碗，用汤匙一点一点地喂给她，她吃了。吃完那些面条，还要喝那些饭汤。”（同上）
　　也许是一种宿命，母亲的宿命，陇东人的宿命，故乡的宿命。来于黄土，回归于黄土；从吃苜蓿始，以吃苜蓿终。苜蓿成了陇东的生命符号。就在喂食母亲苜蓿芽儿面条的当晚，母亲就永远离开了，带着那最后的苜蓿味儿。对于即将到来的死亡，告别苜蓿味儿，冥冥之中，母亲似乎早有某种预感。“那天，趁弟弟一家不在，她拄着拐杖去了弟弟家的上房。那三间上房，因为年久失修，已经不能住人了，里面放着粮食和农具，还有母亲的棺木，还有母亲的柜子。母亲颤颤地来到弟弟家的上房，把苫在棺木上的几层纸拿掉，用鸡毛掸子把敷在棺木上的尘土掸掉，扶着它转了一圈，细细地看了一遍，又用那些纸把它苫上。再打开柜子，将十几年前她亲手做好的那些寿衣一件件拿出来，左端详右端详，再拿到身上比试比试，然后先内衣，后棉衣，再外衣，一层一层地套好了，再折叠整齐，放回柜里。”
　　“晚上，弟弟回来，她给弟弟说，我死了之后，你们不要买那些纸人纸马。现在的人都游手好闲，整天等着吃现成，等着别人伺候，阳间阴间都一样。我这辈子辛苦了一辈子，下辈子再也不愿伺候人。还有那些牲口，你们买下送到阴间去，全都要我喂养，我不愿受那份罪。还有，你们给我买的寿衣中有一套线衣，是紧身的，我不能穿，穿了它，后辈儿孙会受紧的。弟弟一一答应了。” （《母亲的时光》）
　　陇东的冬天是寒冷的，常常零下二十多度。记得那年冬天去哈尔滨看冰灯，也是零下二十多度，一走出机场，就冻得关发胀，脸发红，满面麻木。赶紧买了厚厚的毛线帽和手套，才解了危。但是，兴义的陇东乡村不行，没有这条件。于是，“村子里冻死了好多动物。叔叔家的猫，堂兄家的猪，邻居老杨家的两只老母鸡，都被冻死了。最先冻死的是我家的狗。我家的狗冻死了我不知道。”（《母亲的叮咛》）知道自家的狗也冻死了的母亲，从此就多了一份担忧，担忧他的儿孙们一不小心，也会像那些被冻死猫呀猪呀狗呀一样。就有了母亲的叮咛陪伴一生。从自己儿时到儿子的儿子，母亲的叮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。回家时叮咛，出门时叮咛，见面时叮咛，电话里叮咛，自己叮咛，叫弟弟叮咛。就这样一次一次，一年一年，那叮咛不断垒砌，垒成了故乡的原。如今，人进城了，那原还在那里，灵魂还在原上。不知是兴义在牵挂那原，还是那原在牵挂着兴义。兴义以自己的文字，为这种牵挂作证，让自己的灵魂回归。
　　母亲的遗物，包括一盆辣椒花、三个拼花小枕头、4464块钱、一根拐杖和一只银镯。它们与故乡，与家，与一段抹不掉的生命历程融合在一起，无论人往哪里，身居何处，它们都是作者灵魂的重要栖息地。就说《三个拼花小枕头》吧。母亲先是精心选料，将那些捡回来的布渣子分门别类，摆成几摊儿，再进行比试搭配，直到满意为止；接着是构图，根据她心中勾画的图案，左端详右端详，直到合意为止；再是剪裁，剪出长方形、正方形、三角形，还有圆的、椭圆的；最后才是缝制，将无数个很小很小的布料连成大块。就这样，那些乱七八糟的布渣子，在母亲精巧的手，拳拳的心下，拼凑成了一幅幅精美的图案，做成三块枕头套子，分送给她的三个重孙。如今，母亲人已离去，她的这些遗物，也终有一天会消失。花会枯死，钱会花完，枕头会烂，拐杖会朽，即便是那只银镯，也不会永存。永存的是情感。它们已抽象为家园的精神符号，镌刻在陇东故乡的黄土地上。
　　当然，兴义的文字，也还有值得打磨之处。在精神回乡途中，似应更加注意精神的在场，用灵魂贴近所写对象，去体悟，去发现它内在的精神和意义。无节制的乡村叙事，可能让精神支离。一些篇章，表面看是散和浅，实际却是精神的缺席，这无疑影响了作品的审美空间。比如，在读《二月二》时，我曾为作者引入“龙抬头”的意象而击击叫好。可是，令人遗憾的是，作者没有紧紧抓住这个意象，去挖掘、发现，从乡村的命运、人的生存状态、生命的苦难与价值的关联中，呈现“这个”存在的“意义”。而是很快跳向了二月二的一般乡村习俗叙述，让文章陷于表象的琐碎展示，“龙抬头”的真正意义却被遮蔽了。《地软软》和写邻居的一些篇章，也有同样的问题。语言本身的在场，也是十分重要的，它也许可增强文章的灵性和质感，让疲惫的还乡精神，进入一种诗意的栖居。
　　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带来的现代都市病，重要特征就是精神走失。从兴义散文中透析出来的那种割不断，理还乱的故乡情怀中，我们看见了一位精神还乡者的坚韧与艰难。好在文学还在，为兴义提供了一方精神家园，让他在迷城中坚守住一方净土。想起一句诗，忘记了它的作者：“我们走得太远，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出发。”从乡村走出来，置身迷城的兴义，在精神还乡的旅途，可否正是在思考这样的问题。

QDSDSIAO

LZ的思想境界好高~~~我从来没注意过这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