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年三次的角色转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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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五六年六月份，我从掖县一中（今莱州一中）初中毕业，回到自己家里，一边劳动一边等待报考高中的录取通知。由于当年，整个掖县总共有三处中学，而唯有一中开设高中班。这样生源多，名额少，凡是报考的人，都是忧心忡忡地在等待，在期盼。可是等了数天，我们村在同一届毕业的六个同学中，只有赵树杰接到了录取通知书。我和林培范、徐秉衡以及鞠振清、赵玉坤三男两女，统统落榜。这就意味着从此以后，要和家乡的泥土打一辈子交道了。
　　 在徐家村，我们毕竟是受过中学教育的少数知识分子，思想比较开放。再加上掖县一中，出了一个回乡女知识青年徐建春，成了全国劳动模范，还受到毛主席的接见，这是我们学习、效仿的对象。所以，很快思想就稳定下来，也准备在家乡大干一场。于是，我们首先自发地组织起一个农业科研小组，以鞠振清和我为主。因鞠振清小学上的晚，比我们大了将近四岁，是名副其实的老大姐，所以她处处干在前头，也比较有心计。
　　 科研小组的第一个项目，就是玉米的育种试验。我们在南场院旁边的田地里，准备了数个小圆筒，分别装上泥土，搅上适当的肥料，放上种子。然后，把小圆筒埋到一块划定的育种土层里，浇上水，盖上草帘，等待它们出土发芽。然后，再从发芽的种子中选育最好的小苗，栽种到试验田里。可以说，在这里，我们把全部的热情和希望，都一起种下了，期待着一种新生活的开始。
　　 可是，还未见到玉米种子发芽，村支部书记徐青春找到我说：“赵殿松，你不用在这儿干了，现在有个新的任务交给你。”
　　 原来，我们徐家完小（即中心小学）需要一个代课的老师，程校长提名让我去。就这样，我便离开了几个不甘寂寞不甘落后的同伴，一举走上了教学的岗位——徐家完小，这也是我上小学的起点。
　　 当时的情况，全校六个教师中，校长和教导主任年龄大些。除了李老师是初师毕业的以外，我应该算是学历最高的一个了。那时候，没有明确专职班主任，只是让我担任三四年级的语文课，兼着五年级的美术课。小学语文和算术的课时最多，这样以来，我的主要精力也就放在三四年级的班上，自然起到了班主任的作用。
　　 对于我这个初中毕业生来说，执教小学三四年级的语文课，比较容易，似乎也不用特意备课，很快就走上“正规”的路子。加之，其学生都是本村的孩子（只有五六年级属于兼收周围八九个村小的学生），又非常熟悉。那时候，我的二妹赵淑香、二弟赵殿亮也在三四年级学习，自然就是我的学生了。所以，他俩在家里喊我哥哥，到学校就得叫我老师了。
　　 体育和美术都是副课，没有专职老师，更没有专门教材。学校也没有自己专用的操场，是借用我们家和二大爷、三大爷家的场院（三家场院连在一起）。这块所谓的操场，南北两头各竖着一付简易的篮球架，那是村里青年们打蓝球用的。有时，学校的两位青年老师也参与他们的活动。体育课的内容，无非都是农村传统的游戏：低年级的学生，先由老师领着“一二一”地跑几圈，然后分别进行活动。女学生脱不开什么“跳房子”、“打沙布袋”之类的老行当；男学生少不了“抓贴身”、“跨驴背”。还有，男女混合的“老鹰捉小鸡”等等。
　　 高年级的学生，常常就是“转碌碡”赛跑。此项活动，即在农家的场院里，将两个“打场”用的石头碌碡，分别竖立在场院一头的平行线上。在另一头，男女学生分列等数的两个队，听到口令后，两队的第一位学生同时起跑，绕过碌碡返回，与第二位击掌后，第二位即接着跑，照样绕过碌碡返回。这样一个接一个地跑完，哪个队的最后一位先期到达终点的，该队就为获胜的队。
　　 至于，我的美术课，倒有了很大的改革。记得，以往我上小学的时候，几乎每次都是由老师在黑板上画一个轮船，让学生们照着葫芦画瓢。
　　 所谓“轮船”，其实就是一个棺材型的四边形，上边中间部分凸出一格，两条竖线顶端各画一条斜向曲线，代表烟筒在冒烟；四边形的底部，再画上两道横曲线，代表轮船在波浪中行驶。说老实话，当时轮船数着我画得好。因为在我家祖父房间的墙上，挂着一幅玻璃面的风景画。画的就是一艘日本的火轮船。正是有了这个参照物，所以我笔下的轮船，让所有同学都甘拜下风，不仅笔画复杂得多，而且其样子也就更胜一筹了。
　　 给学生上美术课，对于我来说，毕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——受过初中专职美术老师的写生训练。所以，第一堂课，我就来了个彻底“革命”，拿了一只大碗，放到讲桌上，让他们写生。学生们可是大姑娘坐轿子——头一遭，当然奇怪了，怎么画也画不像。这时，我会老王婆子卖瓜——自卖自夸地给他们讲解，那些听起来很深奥的投影、线条之类的知识。
　　 时间过得很快，不觉就是执教一个月。这天，我领到了生来第一次的工资——二十一元人民币！这对于低收入的农民家庭来说，那个年代可真是个天大的喜事。我将教学挣来的沉甸甸的二十一元钱，拿回家交到父母的手里，两个老人眼睛紧紧地盯着我，半天笑不拢嘴。
　　 有了钱，家庭的生活就有了机动的余地。父母亲首先给我买了一身海昌蓝的衣裤，也算换上了崭新的行头。从此开始，进进出出，一举一动，似乎都增加了一些小学教师的品位和神气。
　　 在村子里，也许是我有了一份被人瞧得起的工作，也许是我们老小十口的大家庭，有了一种可观的资金支持，看来这年春节过得比较丰盛，全家人的心情也都格外愉快。
　　 不过，正月初八，我便离开了尚且沉浸在节日气氛中的家，背着行李卷去到县城，参加全县的中小学教师集训，即后来的“整风反右”运动。
　　 当时，小学教师全部住在县城中心的一个很大的院落里，按照中心小学划成若干小组。徐家完小有十六七个男教师，全都打地铺睡在一个大房间。白天卷起铺盖，就地作为学习讨论的场所，学校的程校长是这个组的组长。吃饭要到公共食堂门前排队，根据自己的饭量予以领取。
　　 说实在的，当年我们家三百六十五天的主食，就是地瓜和少量的苞米饼子，就着呱唧咸菜。至于，春节期间以白面，肉、鱼等改善生活，也就是从初一到初三，再加十五这几天，另外便是以此招待客人了。集训期间的主食，多为白面馒头和各种大锅的炒菜。对此，男女教师都是放开肚皮吃，我也不例外。开始几天，竟然一顿能够吃掉四个馒头。
　　 在第一次排队领饭的时候，碰上了我们一中的同班大个子刘永河和邻班的女同学谭秀媛。在此，我们相互之间，只是简单地打打招呼而已。也可能有缘吧，在众多不认识的人中，有位年龄比较大的男教师，初次碰面我俩就搭讪上了。他会说俄语，曾经在东北与俄国人打过交道。他还告诉我，同志——俄语说“达瓦里实”；很好——俄语说“敖琴，喝罗绍！”……尽管见面的机会并不多，相互交谈可不算少。
　　 在这次特殊的集训中，我们国家工作人员所一贯坚持的那种“学习、讨论、总结”的传统模式，被“大鸣大放、批判斗争、划分右派”的“三段论”所置换。
　　 当全体教师通过大会发动以后，各个小组，便仿照在全国进行的整风运动中，让民主党派给共产党提意见的做法，开展大鸣大放，张贴大字报。当时，我正值年轻幼稚和争强好胜的时期，为了表示对党的忠诚和热爱，也绞尽脑汁地挑什么毛病，提什么意见。但又实在说不出违心的话，只好鹦鹉学舌一般地在报纸上画了一大一小的两棵树，旁边写上“小巫见大巫”五个字。我的原意是：一个普通的人，就得看着领导者的眼色行事。
　　 由于我的家庭出身好，又是一个刚刚中学毕业思想单纯的青年。因而组长程校长做我的思想工作，让我好好表现，不要说对党不利的话。并且告诉我，这次运动，就是要对准那些出身不好、有这样那样毛病，或者平时对领导有意见的老师。程校长的话，使我心有灵犀一点通，明白自己应该怎样做。这样，很快就被吸收为运动的积极分子，从而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——能够第一时间得悉上级领导的意图，随时了解运动的进展情况。
　　 进入大鸣大放以后，小组便确定了批判斗争的对象——赵玉恒和赵树基父子俩。
　　 赵玉衡是我们同村赵家门里的人，与我同辈，在桥头村小任教，已有二十年的教龄。他有私塾底子，人很老实，但属于碎嘴子，喜欢唠唠叨叨地说话。常言道，嘴碎露拙，话多有失。长此以往，未免会给人留下一定的话巴，容易被抓住小辫子。而在吴官村小任教的赵树基，是掖县一中毕业，高我三届，早我两年从事教学工作，见面他尊称我大叔。相对其老子赵玉衡而言，他要聪明得多，也谨慎得多。平时，不利的话尽量不说。在这期间，更加提高了警惕。很少与同事交往和交谈。然而，天算不如人算，其结果，同在一个组的父子俩，得失有别，下场不一。
　　 赵玉衡面对小组成员轮换的批斗，对于揭发出来的一些所谓的问题，他总是语无伦次，很难自圆其说，不久便束手就擒，无奈只好一一承认自己的“罪过”。应该说，这是“逼供信”的胜利。其实，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，并无具体事实，而主要抓的是他地主出身的家庭，进行上纲上线，最终宣布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，开除教师队伍，回村劳动改造。
　　 至于赵树基，整个运动期间，他总是“徐庶进曹营——一言不发”。无论是软的还是硬的，连续数天的批斗，就是敲不开他的嘴，抓不着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。为此，白天他要长时的低头弯腰，甚至屡遭拳打脚踢，但他从不吭一声；晚间他被关闭在小房里，进行反省交代，但他始终无言以对。尽管他早就是确定为板上钉钉的一个重点打击对象。可是，一直抓不到任何事实，无法定罪。结果，算是逃过了一劫，运动结束后，仍然留在人们教师的队伍中。
　　 后来，他发展的很不错，娶了一个同是教师的妻子，有了孩子，日子过得十分美满温馨。可是，仍然是家庭出身的缘故，他侥幸地逃过了“整风反右”的一劫，终久没有再逃过“文化大革命”的一劫，最后被逼得跳了井，从此结束了人民教师的一生。
　　 至于，我的同学刘永河，虽然家庭出身好，但他比较高傲，常常口出狂言，不免得罪人，尤其是自己的顶头上司。这样，也被打成右派，回家种地去了。女同学谭秀媛，因校长与教导主任有矛盾，校长借口她与教导主任有不当关系，不适宜做教育工作，而被清出教师队伍。会俄语的男教师呢，仅一条“崇洋媚外”的罪名，便轻而易举地给他戴上了一顶“右派分子”的帽子……
　　 经历，是一笔宝贵的财富。“整风反右”运动，使我逐渐认识了自己，也逐渐认识了社会。本来，一心想借助运动——这一思想进步的台阶，在人民教师的道路上，继续大踏步的前进。可是，事与愿违。回到学校不久，程校长告诉我，县里要派来一位新教师，顶替我这位代课老师。尽管，我的表现很好，还作为支部发展党员的对象，可是因为没有转正，学校无能为力，只能如此。
　　 我带着无情的打击和几度的失望，回到家里，一连几天都闷闷不乐。突然，有一天，本村赵姓门里的同辈人赵丰年，来到我家，邀请我帮他去教一教课。
　　 赵丰年也是一位有二十年的教龄的人，其大儿子在淄博的一处中学任教，“整风反右”时，也被打成右派，这自然与他地主出身不无关系。赵丰年不属于徐家完小，他独自一人在高武庄小学任教，因忙不过来，该村答应他找个帮手，只管一顿中午饭。当年，由于我的家庭生活水平较低，反复考虑，这么大的家口，能够减少一个人的中午饭，总比增加一个人的好。于是，就答应先干干看吧。
　　 我们村离高武庄有六七里路，每天我要早早的起床，吃口粗茶淡饭，便急急忙忙地登上一条高低不平、弯弯曲曲的小路，还要越过一座双山岭，才能到达学校。接着，气喘嘘嘘地开始上课。午饭后，休息一个钟头再上课，大约下午四点多钟，才能够往村里返。不管刮风下雨，天天如此。
　　 后来，该村的负责人，让我下午帮着他们往墙上画学习大寨的宣传画。于是，便有了机会直接跟他们交谈，听他们唱京戏。因为高武庄有一个周围十里八乡闻名的京剧班子，每当春节期间，便会进行全套文武行当的演出。我真佩服这些勤劳智慧的农民，平时全部身心都扑在田地里，仅仅利用冬闲的季节进行排练，竟然能够将一出出有声有色的传统京戏，搬上乡村的舞台。
　　 在高武庄帮忙教课，毕竟不是长久之计，思前想后，眼下唯一的出路就是复习功课，参加即将举行的高中招考。
　　 就这样，不到两个月，我便退到了这份“应急”的工作，窝在家里，开始重新拾起已经放弃的初中课本。结果这次报考，再没有名落孙山，与从小学到初中一直是同班的徐秉衡，一起考上了掖县三中（今莱州三中），因为这年掖县三中刚刚开设高中班。这样，我们也就是掖县三中的首届高中学生了。